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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有關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西九）的發展建議計劃展覽及討論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在西九以東的牛棚藝術村彷彿抱著不甘被冷落的姿態，也試圖作出多種回應(在政府的話語中被稱為「雜音」): 先有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在牛棚舉行兩場研討會, 現有藝術公社在當中舉辦《西九極樂-謝至德攝影紀實》展覽， 透過影像展現西九龍過去十年的環境及社區變化。在西九計劃中，積極建造大型藝術館和宏偉地標的政府、忽然極力追捧高檔次文化藝術的本地商賈，以及來勢洶洶的多個外國著名藝術博物館，所代表的均是當代藝術領域中的當權者及壟斷者。面對西九之起象徵的壟斷勢力，資金薄弱的本土民間藝團及獨立創作人主導的牛棚藝術村之前景實在迷茫。

一．全球藝術領域中的壟斷勢力

事實上，縱使沒有西九，本地民間藝團及獨立藝人也很難進入早被壟斷的藝術市場，而西九只是反映出這全球化的壟斷勢力正打正旗號在港著陸。在這機制中，控制權力的大多是有能力買賣藝術品或為之叫價做勢的階層，如大型商業機構、大拍賣行、收藏家、著名畫廊、博物館、策展人等等。內裏並無規條化的程序，卻是以無聲無色的隔漏方式，把一少撮藝術家及藝術品推崇至極，使之與其他大量藝術作品對立起來，以保證藝術市場中的罕有天價。而壟斷者在為藝術品做就了其市場價值後，往往便藉此鞏固他們對藝術品的控制權：直接影響該作品的功能，什至決定誰有權看到或擁有它。[1]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下，藝術市場已漸演變成金融股票市場的鏡像。在買賣過程中，首被重視的往往並非藝術品的內在價值，而是其市值。傳統以來，藝術收藏家大多會把藏品傳給家族後代，但當今的買家則多會在藝術品升值後，把之出售營利。市場上的大玩家更不時會聯手鞏固其領導地位，例如，全球兩大拍賣行：倫敦佳士得拍賣公司(Christie’s)和蘇富比拍賣公司(Sotheby’s)，便曾承認他們在不少大型拍賣前，都有私下討論及協議，藉以把佣金固定在高水平，以及誘導富裕客戶分散投資，使兩公司均可獲取最高利潤。可是，在這買賣遊戲中，藝術創作者所能獲取的，卻是少之又少，不成比例。[2]

至於著名畫廊、博物館及策展人在遊戲中的角色，就有如經紀及教育工作者般，專門負責比較及裁決藝術作品的質數，篩選出一方面能迎合買家品味，另一方面又能追上以歐美前衛藝術為首的藝術潮流之藝術品，操控著當代藝術的發展方向。而在近年盛行全球的藝術雙年展或三年展，更是此篩選制度的良好配套。參加這些大型藝術展已成為當今不少藝術工作者努力的目標和成就指標，甚至有些作品是為展覽及策展人而製造，大大影響藝術創作的本質。藝術作品的社會性是不能脫離特定的人文、環境空間，但雙年展往往利用空洞的主題，集合一大群藝術家的作品，在超然的地點和時段，組織超級展示、討論。全球化的議題、標準，令藝術的現場性被隔離切斷，而其社會性也變得抽象模糊。

在這全球化的壟斷勢力下，只有相對地極少獨立藝術創作人或藝團能成功跑出，得到認同。縱使聲名並不重要，但在沒有名氣的情況下，資金薄弱的藝人、藝團確是難以在這領域中殘存。而牛棚藝術村的民間藝團及獨立創作人，除了要面對的上述的壟斷勢力外，還需應付一個不斷直接及間接地擁護此勢力的香港政府。

二．香港政府對本土藝術的壓迫

牛棚之成立
位於九龍馬頭角道63號的牛棚藝術村，前身是馬頭角畜牲檢疫站，建於1908年，佔地約1.7公頃，設有一座大型屠宰場，三座畜牲棚和其他相關設施[3]，乃第三級歷史建築[4]。現時雖經重建，但大部份的建築特色仍被保留，例如紅磚屋內木造的天花橫樑、大門和窗戶外的通花鐵欄裝飾、安裝於牆腳用以鎖上畜牲的鐵鏈及鐵環和露天廣場中的飼料石槽等。

而牛棚之得以於2001年變更為「藝術村」也絕非一朝一夕。早於1998至1999年間，在北角油街便已出現了「藝術村」之雛形。在1998年8月，政府產業署以每平方尺 $2.75 的底廉租金，出租位於油街，總建築面積約125,000平方尺的前政府物料供應處，吸引了33個民營藝團和工作空，以及約100名藝術工作者不約而同地進駐[5]。在之後短短的一年多內，當中的租戶先後舉辦了三個大型文化藝術節，和超過一百個不同類型的展覽、表演項目，吸引了逾三萬參觀人次，油街遂成為本地僅有的民營藝術空間。

正於本地藝術界對油街藝術空間滿懷憧憬，而城規會也正面指出這是一個土地規劃成功轉型的案例之同時，政府當局卻於1999年底，因計劃拍賣油街地皮，終止出租在油街的前政府物業。這消息一傳出，各個原本只是不謀而合在此進駐的藝術租戶，突然史無前例地團結起來（本地藝術家及藝團過往一向大多是各自為政），共同向政府強烈要求保留這難得的文化藝術村。在他們聲嘶力竭地爭取後，政府終於願意安頓這班藝術人：以每平方尺三元五角租出馬頭角道前牛隻檢疫站（牛棚）予他們。

而最終接受徙置的租戶共有１９個，包括視藝團體如：１Ａ空間、藝術公社、錄影太奇；表演團體如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文化團體如牛棚書院；及多個獨立創作人如：甘志強、郭孟浩、徐佩環、王振榮、林玉蓮等等。由於牛棚需時改裝，故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間，獲得由「油街」遷往牛棚的藝團及藝術工作者，均需先後暫駐「前長沙灣屠房」和「前啟德機場大樓」內，可是這兩個暫駐場地均不大適合舉辦藝術活動，而且交通不便，故多數藝團、藝術工作者唯有在輪候徙置期間，採取「冬眠」政策，擱置多項計劃。

在初搬進牛棚時，部份藝團都抱有一定期望，希望這紅磚建築物能提供一個穩定的場地，讓各藝術工作者都能凝聚在一起，形成氣候，作較長遠的發展。

牛棚在當局政策下的營運困局
可是牛棚成立不久，便已遭受多方評擊，當中不少是針對政府對牛棚藝術村的強硬行政措施。最先，受社會中各藝術工作者非議的乃其入駐條件：只容許前「油街」租戶租用牛棚中的單位，批評者大多認為「藝術村」之成立，不該只為了短期應變遷徙「油街」租戶，而應藉此良機確立發展藝術村的長遠發展目標，容納多元化的藝術工作者，使藝術村能百花齊放，洋溢藝術氣氛。但事實上政府在把前屠房改建為人個可讓人工作的地方後，並沒有正其名為「藝術村」。直至２０００年當政府宣稱要把深水埗工廠區改建成藝術村，才正式稱這前檢疫站為「藝術村」。[6]在現時規定下，若牛棚租戶因各種原因遷離，該單位並不會再招租，換言之，牛棚的前途只有是不斷萎縮直至荒廢。

此外，政府產業署在牛棚空間的使用權以至使用方式上的諸多制肘，也令不少藝術活動難以成功進行。首先，當局堅持牛棚藝術村並非開放給公眾的地方，故在早期任何進入村落的人士均需在正門保安亭登記身份証。這深嚴煩瑣的關卡大大削弱了公眾入內參觀的意欲。後來，由於租戶強烈反對，以及觀眾數目日漸增加，當局才逐步放寬其保安政策，不再登記身份証。儘管如此，但凡村內單位欲籌辦大型公眾活動，如「牛棚書展」、「牛棚開放日」或在村內公共廣場舉行音樂會，均必須過五關斬六將：首先需接洽九龍城區議會，請其幫忙及支持主辦單位分別向產業署、食物環境衛生署、環保署、消防署及物業管理公司申請批核。

亦由於牛棚不屬於公眾地方之緣故，產業署聲明村莊外牆不需要也不容許有任何招牌或海報。這一來不但大大減低了藝術村之藝術氣氛，更是難以顯彰這古舊紅磚建築物的身份，一般不知情的路人，實難以知曉其內裏坤圪。正因為這個與世絕緣的特質，牛棚藝術村曾被評擊為囚禁藝術家的「文明監獄」。

而自２００４年開始，牛棚藝術村的租戶就連一個較穩定的發展環境也缺乏。藝團及藝術工作者於２００１年與產業署簽了三年租約，在租約期滿後，產業署並沒續約，據條文規定，若產業署不進行續約亦沒有提出收回產業，那該物業租約則可自動延續三個月。在此情況下，藝術租戶不但絕無保障，而且不排除政府隨時會因為經濟發展而收回土地，逼遷沒有太大經濟效益的藝術家。

自油街至牛棚，都充分反映出香港政府對民間藝術，不但沒有長遠的發展政策，反而視之為煩厭腫瘤，對其採取短期按撫策略後，又施之以圍城困局，使其難以成功營運。 至於政府近期在西九計劃中所持的態度，就更明顯地展示當局所支持乃全球化潮流中推崇的藝術形式，而絕非本土民間藝術。

[1] Joost Smiers, ‘Arts Under Pressure – promot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2] 同上
[3]資料來自古物古蹟辦事處記錄
[4]據古物古蹟辦事處定義，第三級歷史建築物雖未足以獲考慮列為古蹟，但極具歷史價值，該處會把其記錄在案，以備日後揀選
[5] Lam, Andrew. (2004)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attle Depot Artist Village.
[6]馮美華《空城藝術村上演荒誕劇》信報財經新聞 2003年７月1日